潛危型涉警輿情監測的難點及成因分析
摘 要:現階段社會輿情的表達方式趨于多元化,總體上表現得更加“內斂”,經常以群體化意向、社會化情緒、態度傾向等方式介入話題,施加壓力。本文基于此背景進行研究,從警察領域出發,研究這種表達方式聚合而成的輿情形態、監測過程的難點及成因。研究的目的是希望公安機關重...
關鍵詞:潛危型涉警輿情;輿情監測;監測難點;成因分析
作 者: 劉 忱 [ 鐵道警察學院][論文查重]
正 文:基金項目:本文系河南省教育廳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項目“互聯網視域下公安機關監測潛危型涉警輿情死角的途徑研究”(項目編號:2018—ZDJH—248)的階段性成果。
 

 
“潛危”即潛在的威脅,是指在涉警輿情中存在的一類并未直接沖擊公安機關,但卻具備潛在風險,在未來會因某種影響因素轉化為現實危機的輿情。這類輿情最突出的兩個特點一是其根源性,反映的往往是與公安機關相關的某一類型的問題,而涉警突發事件更像是一種“激發因子”, 成為此類輿情集中反映的“標靶”。二是其隱蔽性,通常情況下并不借助于直觀的語言,而是以態度、情緒等形態存在于社會空間,除了互聯網中零散分布的征兆性語言外,更多表現為一種社會公眾普遍認可的意識形態。正因如此,這類輿情的監測難度非常大,即便是在互聯網環境下,有時也并非完全呈現出顯性狀態。首先輿論指向和內容更加“委婉”,卻容易產生共鳴;其次從形式上只有少數的“評論”,大多數為“點贊”式的參與,帶有一定的迷惑性。公安機關通常只把“評論”作為網絡輿情監測的“戰果”,因此忽略此類輿情也就不足為奇。如果是現實社會的意識傾向則更容易被忽視,原因在于公安機關往往缺少保障條件而無從查證。
一、潛危型涉警輿情的形態分析
潛危型涉警輿情雖然還未形成現實風險,但其潛在風險卻正在聚集并已經被認知,此時只需要一個觸發點風險便會從隱性轉化為顯性。為此,要充分認識此類輿情的形態,防患于未然。
(一)負面情緒
這里所指的情緒是人們在長期的社會輿論影響下以及以往的涉警輿情事件中對公安機關綜合形成的一種心理狀態。它與特定的社會環境以及輿情事件中人們的情感傾向有關,從風險角度主要指負面情緒。由于負面情緒是一種內化的心理過程,所以最初并不易被發現,當積壓到一定程度時,如果不能及時被疏導,便會轉化為現實風險。
(二)不良態度
態度通常是在某種體驗后積累經驗而形成的,受社會環境和關系的影響程度較大,態度一經形成,是一種穩定的心理傾向,即對于特定事物、現象、群體或個體的態度是較為固定的。[1]換言之,當人們受一定社會環境和關系的影響對公安機關產生不喜歡的態度評價時,如果沒有新的發展因素介入,這種評價會表現出“頑固”的特點。當這種頑固的惡性評價內化于心并持續存在于一定的社會空間便形成了潛在的風險狀態。
(三)對立意向
意向是人們對待某事物所表現出的欲望、希望、謀略等行為的反應傾向。對立意向是對躲避、反對某事物的一種反應傾向。對立意向總是以一種聚合的方式存在,當其在某一輿情事件中或某一階段內不足以構成顯性的合力時,就形成了所謂的潛在風險。
(四)征兆語言
征兆性語言可以看作是一種網絡輿論,但不是非常明顯的語言表達,通常在沒有具體觸發點的情況下表現為“點到為止”,對公安機關或民警的個體形象實則已經構成了不利影響,從而形成了潛在風險。其通常在沒有預警或預警能力較弱的情況下出現,往往由于公安機關的主觀認識與公眾預期存有差距所致。在其發展為現實輿情風險的過程中與情緒、評價、意向形態高度吻合。
二、監測潛危型涉警輿情的難點分析
從潛危型涉警輿情的留存條件以及社會風險的產生過程看比較符合牛文元等人所提出的社會燃燒理論,將其基礎性的“社會燃料物質”(因子),以及相應的社會動亂“助燃因子”和點燃社會動亂的“激發因子”作為引發中國社會動亂的三個必備條件。[2]根據菲利普.馬拉沃等人關于危機傳播主動權的變化理論:在未發生危機時,組織擁有更大的傳播主動權;在發生危機后,媒體則擁有更大的傳播主動權。[3]由此判斷,潛危型涉警輿情的風險主要來自于其本身形態與特定社會環境的綜合作用,因而監測的難點恰恰是在這種綜合作用下的隱性留存階段及轉化過程,具體如下:
(一)隱性形態的分散狀態
潛危型涉警輿情雖然指向公安機關,以定向的意識與語言形態呈現,但針對的問題卻不盡相同且不具體,其最初的關注點實際處于分散狀態,其形態的隱蔽性和內容的分散性導致其表現力較弱,使監測的難度陡然上升。而現實輿論風險針對的往往是具體且單一的輿情事件,公安機關通常關注的也是現實的輿情熱點。因此,這就造成了公安機關無法從聚合狀的現實輿情熱點當中找出根源,即便依靠個人經驗和主觀判斷能夠有所察覺,但是想要通過準確的指標統計與數據監測恐怕難以實現。
(二)意識形態的“吸附”作用
具有某種社會傾向的意識通常會對圍觀者產生一定的感召力和“吸附”能力,換言之,潛危型涉警輿情可能會在一定時段內獲得越來越多的社會共鳴,所以對于此類輿情的實際關注人數應該作為其監測的重點。但這恰恰是目前監測的一大難點,原因在于潛危型涉警輿情本身的留存空間并無清晰的界限,加之累加效應的影響,每一次量的變化是否能引起質變都是未知數,這就導致監測部門在技術條件受限的前提下很難對其“吸附”的范圍以及實際影響做出準確推斷。
(三)信息膨脹導致現有資源難以“承載”
潛危型涉警輿情最初以一種不易察覺的方式存在于社會空間,爆發過程突然。此時輿情信息的瞬間膨脹將不斷擠壓監測時效,往往難以應對,如果不堪重負便會導致公安機關監測此類輿情時無跡可尋。面對此類情況,公安機關可以選擇修補渠道,努力引導信息按照既定的規律傳播;也可選擇不斷填塞信息,實施信息的點對點監控,但在海量的信息面前都需要投入更多警力和時間,如果方式偏激,還勢必會加深矛盾,與監控的預期南轅北轍。
(四)形態轉化過程充滿變數
參照近年來轟動全國的涉警輿情事件,呈現出將輿情熱點標簽化的趨向,使得網絡輿情不再成為個案,而是成為具有代表性的一類案例,[4]比如針對基層公安機關的“協警”、“臨時工”現象。這種現象致使公安機關逐漸習慣于定點監測,以此形成了一套經驗化的監測方案。但這其實并不適用于潛危型涉警輿情的監測,原因在于其本身缺乏表現力,危機前后的轉化過程變數更多,加之關注點與現實熱點并非完全吻合,所以定點監測往往難見成效。
(五)“偽輿情”的滲透
在潛危型涉警輿情的傳播群體中,某些人只是抱著獵奇的心態充當看客,而有些人則一直潛心收集炒作點等待炒作時機,這些人表面上看趨附于當下的輿情環境,但嚴格上講并不能算是其中一份子。這為公安機關的監測增添了難度,首先,即使具備了實施此類輿情監測的量化條件和手段,輿情信息的實際統計結果依然會較大概率地出現誤差。其次,在危機爆發前出于不同的目的很難監測到危機后風險的實際影響程度,抱有獵奇心態的人可能會因觀點不一致而中途退出,而抱有炒作心態的人則會從表面上擴大輿情風險。
三、監測難點的成因分析
之所以出現以上難點,有來自于公安機關層面的原因,比如輿情監測理念的滯后,相關專業技術人才的匱乏、輿情管理機制保障不足等;也有來自于目前監測技術層面的原因,比如技術體系的架構不嚴密、監測指標的設定不明確、監測與其他技術環節的連接不緊湊等。針對以上難點,本文僅從此類輿情自身層面以及社會影響層面進行歸納。
(一)同質輿情的不同形態相互成為掩體
潛危型涉警輿情針對警察功能的異化,但異化的具體類型卻不相同,即便是同一種類型的問題,也可能會以不同的形態出現。比如:對于警察執法不公的問題,有些人會以語言的形式加以評論,但由于對事件的了解并不完整,不敢貿然斷章取義,因此語言呈現出征兆性、間接性的特點。而有些人道聽途說則會受到情緒感染,呈現出附和性的特點,兩種形態的指向雖然一致,但其間并沒有非常明確的對應關系。公安機關第一時間很難看清其中的疊加效應,通常會按照時間順序進行強度對比,繼而簡單覆蓋,實際上從主觀上消減了此類輿情的風險。換言之,同質輿情的不同形態相互碰撞并累加,客觀上增加了輿情的潛在風險,但在表面上卻相互遮避,其過程類似障眼法。雖然我們承認現實中這種相互遮掩的關系,但其具體的形成過程卻很難預見,就其形態本身而言,無論是分散狀態或“吸附”作用,想要準確量化其間的實際累加或遮掩關系都望塵莫及。
(二)輿情潛行過程的聚積量難以統計
上述輿情的分散狀態實則是一種動態的分散,而這種“吸附”作用大部分時間表現出無規律的聚積,也正因如此,輿情轉化點以及轉化后的風險往往難以預料。換言之,潛危型涉警輿情其實處于快速潛行的狀態,在其潛行的過程中又因關聯和傳染效應相互吸附,從客觀上加大了公安機關監測此類輿情的難度。一是其潛行特征導致公安機關無法實施譜系監測,即預判式的監測。二是潛行速度快導致公安機關以往的定點監測模式很難在一段時間內獲取有價值的數據參標,針對這種無規律的變往往化難以奏效。三是吸附的無規律性導致公安機關難以統計此類輿情聚積的數量和范圍,從而失去或降低了監測的意義。
(三)輿情的潛在風險難以有效評估
信息膨脹往往出現在此類輿情轉化為現實輿情風險的一瞬間,而現有資源難以“承載”的根本原因在于對這種風險轉化很難做到準確評估。之所以難以有效評估與其早期潛在風險的指向以及意識化形態脫不了干系,具體而言,潛在風險指向于警察異化的功能,這可視為風險的根源,而意識化形態往往不明晰則可視為風險驟變的原因。綜上,受到輿情本身的影響,公安機關監測此類輿情時,很難評估自然狀態下的風險程度及范圍,這也間接影響了輿論引導的科學性以及資源的利用程度。雖然有時公安機關刻意地通過指標量化的方式對輿情風險劃定了界限,但僅限于現實的輿情風險,而對于潛在風險的評估因為缺少必要的顯性數據支撐,所以目前還未能找到有效的應對之策。
(四)社會資源的開發及利用程度不足
現有資源之所以無法“承載”此類輿情的轉化,除了輿情本身的因素之外,還與現階段社會資源的開發與利用程度不足有關系。公安機關在借助主流媒體進行實時監測之余,更需重視非權威、非正式的平臺拓展,因為這些平臺往往是潛危型涉警輿情的發源地。其次,意見領袖的作用也不容忽視,其擁有大量的“粉絲”,更容易獲取網民的“心聲”,而其本身情緒性的意見影響力也較大,有時可能是潛危涉警輿情的發起者。此外,政府網站日常監測報告、正規的輿情監測軟件、各種的網絡安全技術性保障措施等都是可以借助的資源。但是公安機關目前對于這些可利用資源的開發程度明顯不夠深入,大多只是流于形式。
(五)輿情環境日趨復雜化
“偽輿情”的滲透從根本上反映出輿情環境的日趨復雜化,受到各種利益的驅使,社會公眾參與其中的目的各有不同,而不同目的的內驅力又嚴重影響了此類輿情風險的實際程度。公安機關很多時候對輿情環境的理解還停留在新媒體剛出現的階段,在環境應對方面呈現出單向的、模糊的、被動的狀態,從而導致輿情環境對公安機關的包容性降低,公安機關也因此經常無法爭取到更多可修復的輿情空間。可以說現階段公安機關只是輿情環境下的追隨者,而不是重要的參與者和創造者。
參考文獻:
[1](美)戴維.邁爾斯.社會心理學(第11版)[M].侯玉波等譯.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2015.
[2]牛文元等.全面構建中國社會穩定預警系統[J].中國發展,2003(4):1—4.
[3](法)菲利普.馬拉沃等.五維傳播[M].鐘萍,孫利玲譯.機械工業出版社,2016:364—365.
[4]孟建,裴增雨.網絡輿情的收集研判與有效溝通[M].五洲傳播出版社,201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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